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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追赶理论的视角详细阐述了韩国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动态变迁，通过对国家经济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实现追赶与跨越的分析和论证，系统总结了韩国作为后发经济体成功追赶先发经济体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宏观经济层面的追赶与跨越，并对经济追赶的历史渊源与初始条件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聚焦六大行业，讲述了行业层面实现追赶与跨越的实例；第三部分分析了韩国大型和中小型企业成功实现追赶与国际化的案例。

目录

第1章 绪论

第一部分 宏观经济层面的追赶与跨越

第2章 经济追赶的历史渊源与初始条件

第3章 韩国的追赶式发展模式：“能力观”

第4章 韩国知识产权及技术追赶

第5章 从奇迹到危机及危机后改革的幻象

第6章 维持韩国宏观经济稳定，实现危机后的弹性增长

第7章 在朝鲜进行跨越式改革可行吗？

第二部分 行业层面的追赶与跨越

第8章 20世纪80—90年代六大领域的经济追赶与跨越

第9章 数字技术作为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窗口：显示器产业

第10章 资本品行业的技术追赶

第三部分 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追赶与国际化

第11章 三星——从韩国起家，在海外扩张

第12章 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及其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三星为例

第13章 中小型企业的追赶与路径创造：从OEM到OBM

第14章 在华韩国中小型企业的循序国际化

参考文献

李根（Keun Lee），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追赶中心主任，韩国总统（议长）直属国民经济咨询委员会副议长, 全球公认的经济追赶研究和亚洲经济体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李根教授也是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成员、学术期刊Research Policy的编辑，同时是全球创新网络（Globelics）和亚太创新网络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他的著作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Economic Catch-up——Knowledge, Path-Creation,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获得2014年熊彼特世界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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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跨越”这一概念为焦点，认为后发国家并不是简单地追随先发国家的道路，而是可以跳过某些发展阶段，走出一条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新路。该书进而提出韩国企业的三种不同追赶模式：路径跟随式追赶、阶段跳跃式追赶和路径创造式追赶。韩国先采取路径跟随式追赶的安全模式，经历了能力建设的过程然后才转向快速的阶段跳跃式或路径创造式追赶。也就是说，韩国在能力（尤是技术能力）建设和升级的基础上，通过跨越式发展，成功实现了（在收人水方面)的经济追赶。

在韩国，政府通过对信贷的管控，对私营部门实施近乎直接的管控。2因此，如果说政府对大型企业的干预是有效的，那么政府也能间接地影响私营部门的投资决策。对有效的政府积极主义来说，政府的金融管控能力至关重要。人们往往注意不到政府通过信贷分配实行金融管控与其他管控手段（如关税、进口配额、税收激励、准人或贸易许可证）之间的重大差别。首先，金融管控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度。通过信贷分配，政府不仅能控制企业的融资能力，还能让企业在其他方面服从政府。其次，一个质的区别是政府的金融管控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以对银行或资金的所有权为支撑）而不是政治权力（以立法或规章制度为支撑）的基础上，而其他管控手段则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最后，除授权许可外，其他多数管控手段是针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所以只对企业有间接影响，而金融管控是直接针对各个企业的。基于上述三个原因，韩国的金融管控在本质上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管控机制，这种管控是基于所有权的直接管控。

这种观点使韩国政府直接对一些大型私营企业进行干预，使中国台湾地？局对由许多公营企业构成的大型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在中国台湾地区，当局能接控制生产活动和投资类型。在韩国，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并不像西方资本主国家那样严格。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长期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政府几乎像商伙伴一样参与企业决策。C。Lee（I992）用“准内部组织”（quasi-internal orgaization）的概念来描述韩国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与Williams（1975）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一脉相承。在日本，政府和大型企业之间也有类侧关系网。所谓的行政指导是指政府部门以书面形式为主、间或以口头形式进行无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是建立在多层面的长期紧密合作关系之上的（EadsYamamura，1987）。

可以说，韩国的政府直接干预是成功的，因为它对某些经济战略性产业的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让私营企业有所作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情况就同了），甚至还催生了积极主动的新参与者（Amsden，1989；Wade，199Johnson，1982）。这些情况说明，作为实施机制，政府与市场相比具有相对势。C。Lee（1992）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依据，认为在实现必需的发展目标准内部组织的“内部实施”可能比“市场实施”更有效。非市场的等级分配有于解决不完全市场和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关系网结构能使决策化，节省沟通成本，并通过协调相互依存的部门之间的决策来应对不可预测发事件，减少不确定性。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的电话服务行业遭遇了发展瓶颈。在70代末之前，韩国既没有自己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也没有相关的研发计划，大部队设备和相关技术都是进口的，韩国的技术人员只需要把国外的交换系统安装到内的电话网络上。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剧增

（达到将近3600万），韩国的电信服务供给远远落后于需求。经过慎重考虑，韩国快定打造先进的数字电话交换系统所需的制造能力和研发基础设施。

1981一1983年，韩国财阀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与国内的交换系统制造商和经销商通力协作，开发了一个专用数字交换系统，即TDX系列。就这样，韩国的交换系统经历了人工交换、步进制交换，跳过了纵横制交换，跨越到模拟电子交换和数字电子交换。该本土产品占领了此前由进口商品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韩国数十年来积累和强化的经验提升了20世纪90年代无线电行业的本土能力。在2000年左右，韩国本土企业三星和LG又抢占了摩托罗拉的手机市场（Lee和Lim，2001）。

这些案例表明了韩国企业如何在政府的支持下，成功抢占了此前由跨国公或合资企业占据的市场而成为出口方。对新产业的筹备和培育需要大量机构在府引导下提供各种支持，如为指定产业内的企业收购土地、获取技术、提供包信贷配给在内的资金保障、采取税收减免和研发补贴等培育策略、在初期控制度竞争以使企业有充足的时间开发产品和市场，以及阶段性的对外开放直至全参与国际竞争。不过，到了后期阶段，这种政府积极主义应逐步淡出，因为大生产所带来的动态学习效应将会降低本地的生产成本和进入新市场的风险

书籍介绍

本书从追赶理论的视角详细阐述了韩国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动态变迁，通过对国家经济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实现追赶与跨越的分析和论证，系统总结了韩国作为后发经济体成功追赶先发经济体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宏观经济层面的追赶与跨越，并对经济追赶的历史渊源与初始条件进行了回顾；第二部分聚焦六大行业，讲述了行业层面实现追赶与跨越的实例；第三部分分析了韩国大型和中小型企业成功实现追赶与国际化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