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历史学堂） 下载 mobi 免费 pdf 百度网盘 epub 2025 在线 电子书

以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等十二人就分别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被减为无期徒刑。史称“大逆事件”。战后研究表明，这是一起以构陷的罪名将个人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犯罪加以审判，扼杀心灵自由的国家犯罪事件。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左右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和周边之旅的。那些被强行连坐的人，虽然各自程度和想法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当时社会中的少数派。他们反对战争，主张不剥削他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宗教人士关心遭受歧视者，思索如何才能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以及如何处理国家、天皇和个人的关系等这些每一个活着的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烦恼、冲突之中，时而又有些性急的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下发现的这些问题，既是当时文学和思想的题目，也是当时媒体的课题，同时也是当今的问题。

序章 冻土之下

第一章 悲哀的“恐怖分子”

第二章 被绞杀的思想

第三章 向海而生

第四章 亡者的声音

第五章 谋叛论和慰问之旅

第六章 宿命

第七章 抵抗

第八章 宗教与国家

第九章 伤痕

第十章 一根筋的男人

第十一章 复审申请

第十二章 攻防

第十三章 疑惑

尾声 希望

后记

补记 百年之后，走向新的阶段

解说 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明治大逆事件中遭到起诉的二十六人

田中伸尚（たなか　のぶまさ）

1941 年生于东京。曾任报社记者，后成为非虚构作家。2002年以《赢得宪法的人们》（岩波书店）获得第八届和平与共同记者基金奖。 2011年因《大逆事件》获第五十九届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此外还著有《不粉饰、不伪装、不欺瞒：管野须贺子与伊藤野枝》（岩波书店）和《被囚禁的年轻僧侣峰尾节堂：未完结的大逆事件与现代》（岩波书店）、《纪录：昭和天皇》（全八卷，绿风出版社）、《反忠：神坂哲的七十二万字》（一叶社）、《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七之森书馆）、《不服从的肖像》（树花社）等探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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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

田中优子

我之所以会关心大逆事件，是因为2010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在那之前，我不大思考这一事件。在该节目讨论“（2010年是）日韩合并一百年”这一话题时，评论家佐高信先生说：“也是大逆事件一百年。”“啊，是呀！”我拍了一下膝盖。因为通过那句话，我想到国家在试图向外扩大的同时，必定会用强力对内进行镇压。这是近代国家的宿命。因此对外的暴力和对内的暴力必须同时观察。

大逆事件百年之后又过了七年，2017年7月，修订后的《组织犯罪处罚法》 开始施行，修订后的该法律新设了准备进行恐怖活动等这一罪名。全球各地确实存在恐怖活动，但是该法律以此为由，设置“恐怖活动等准备罪”这样一种即使尚未实施犯罪，也可仅仅以（被认为）共谋、（被认为进行了）准备这样的罪名加以追究，由此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犯罪概念。江户时代实际上就是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进行逮捕的。较为典型的是在庆安事件（由井正雪之乱） 中抓捕并处死了近三十人，而这些人什么也没干，只是制定了一个计划，试图通过在各地同时发难，让世人知道幕府浪人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失业者的增加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顺便说一句，江户时代不存在“人权”这一思想。

但是“大逆事件”不同，它发生在近代，当时已经经历过自由民权运动，欧洲的权利、法治等概念也已被引进。尽管如此，政府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建构基于天皇制的近代国家，对于反对这一目标的运动极为敏感。从日俄战争（1904—1905）开始，出现了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运动。为了对付这一反战运动，政府采取了禁止机关刊物发行、禁止和镇压集会、禁止结社等一系列镇压行动。1908年，堺利彦、大杉荣等人被捕。

在此背景下，或许是因为合法的活动无法进行，于是出现了试图制造炸弹的人。工人宫下太吉被认为在长野县明科的制材厂制造了炸弹，并且说他和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一起谋划暗杀天皇。这件事叫作“明科事件”。“大逆事件”中那么多的事情，唯一的源头就是这一案件。这些人被认为计划暗杀天皇，然而却没有证据。

与此同时，内山愚童说了一句“干掉天皇还不如干掉皇太子”，以听到过这句话为由，武田九平、三浦安太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被与暗杀皇太子的阴谋挂上了钩。

幸德秋水和森近运平、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一起，被认为持有爆炸物和凶器，谋划大逆、企图发动暴力革命，于是，在大阪，从大石那里听到此事的武田、三浦、冈本颖一郎，以及在位于和歌山县新宫市的自己家里听到此事的成石平四郎、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崎久保誓一被关联上了谋划暗杀天皇之事，从回到熊本的松尾那里听到此事的新美卯一郎、佐佐木道元、飞松与次郎也被连坐。奥宫健之被以向秋水传授爆炸物制作方法为由，成石勘三郎被以在酒席上赞成大逆为由，新田融被以将一间屋子借给宫下为由，新村善兵卫被以提供用于研磨用的药碾子为由，坂本清马被以该谋划进行时是秋水家的书生为由，一个一个遭到逮捕。加起来有数千名与事件无关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受到审问或者逮捕。

最后，在1911年1月18日，被逮捕者中，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以计划暗杀明治天皇为由，根据旧《刑法》第七十三条“大逆罪”起诉，其中二十四人被判死刑（后来有十二名被特赦、减为无期徒刑，但是其中五人死于狱中），两人因“违反爆炸物取缔法则”分别被判处十一年和八年监禁。

所谓“大逆事件”大致上指的就是这一系列事件。即便什么罪也没犯，只要被认为进行了谋划就可以实施逮捕，这样一种理念和今天的“恐怖活动等准备罪”是一样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在“大逆事件”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大逆事件并非已经过去的事件，它在未来也可能发生。

本书确实通俗易懂，有助于像我这样既非该事件的专家，也不是近代史专家的人详细了解它。我从本书中大致看出了三点。我所明白的第一点事实是，当时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对国家不满的人，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形成集团，但是他们却被当局肆意视作集团一网打尽，并受到刑事追究。这一点令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已经形成了某种运动组织，有了某种目的以及实施步骤。

例如森近运平，他是冈山的农业改革家，当时在从事使用玻璃温室的高等园艺研究。宫下太吉是长野县安云野市的一位熟练的机械工。内山愚童是在箱根的曹洞宗僧侣，大石诚之助则是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医科大学、在加拿大学习过外科学、在美国做过医生、应家乡的邀请回到熊野新宫开设诊所、后来又在孟买大学学习过的医生。高木显明是新宫的真宗大谷派僧侣，一直致力于解决部落歧视问题。古河力作是东京丰岛区一家花卉栽培公司的花匠，据说是一个性格温柔的小个子。而幸德秋水是高知县中村人，曾经是报社记者，后来因为其工作的《万朝报》赞成日俄开战，他和堺利彦一起辞去了报社的工作，也就是这么一位反战主义者。

仅仅通过以上这些人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他们相互之间是分散的。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体栩栩如生的形象。堺利彦在该事件过后的第二年，踏上了看望受害者遗属和家人之旅。本书像是跟在他身后一样，做了追踪记述。读者也会像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一样，跟随着本书检证这一事件。当时散布在全国不同地方的这些人，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反战论者，借用作者的表述，社会却给这些“反战、和平之徒”贴上了“逆徒”的标签。

我所明白的第二点事实是，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证据捏造，当然捏造证据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也会出现。作者写道：“这二十六人中的大多数，在不让国民知道的黑幕中遭到抓捕、起诉，被牵扯进检察官、法官编造的故事中，并且被迫进行表演。”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例子。对于这种事，如果是再早一些时候的话，人们大概最多也就是发出一句“战前的日本嘛，大概就是那样的吧”的感叹而已，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捏造证据、制造冤案等实际上在现代也存在，并且随着“恐怖活动等准备罪”这一罪名的确立，身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不论幸与不幸，也已经处于感觉“大逆事件”就在身边的境地。我是反战论者，通过本书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口供笔录”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宪法第九条的修订已经临近，我意识到不准备向暴力屈服的反战论者不知何时也会遭到逮捕，还是事先记住本书为好。

我所明白的第三点事实是，被贴上“逆徒”的标签后，最终会在数十年间，甚至现在，在其出生的故乡都会成为人们疏远的对象。

本书从冈山县高屋町一名少女的故事开始讲起。战后的1946年、1947年，当时还是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的一名少女，对父亲书架上的资料中的“森近运平”产生了兴趣。在写毕业作文的时候，向町里的人们打听有关运平先生的事，但是谁也没有回答她。只有一个人说：“他被国家杀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运平的妹妹。

那么，这一导致全国各地数百人被捕，其中二十六人遭到起诉、二十四人被判死刑的事件，为何被称为“大逆事件”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刑法》上有第七十三条“大逆罪”。该条规定，凡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孙者应处以死刑。不管是否存在试图加害的事实，只要获得“口供”，即使什么也没做也可以判处死刑。这条法律一直存续到1947年10月。

由此而生的“大逆事件”并非只此一起。该法律出台后还发生过三次“大逆事件”，即1923年，难波大助狙击后来成为昭和天皇的皇太子裕仁的“虎之门事件”，1925年，被认为“试图”在皇太子婚礼时投掷炸弹的“朴烈、金子文子事件”，以及1932年，李奉昌向昭和天皇乘坐的马车投掷手榴弹事件。

本书还详细叙述了有关“大逆事件”的著作被禁止出售、被要求修改的事实。此类媒体管制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大逆事件”。从书中还可以了解到后来的申请复审、“‘大逆事件’事实揭示会”的成立等为了不让这一事件被淡忘的人们所做的各种努力。

“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即使当兵的人在这一场合下也会成为弃石。究竟是为谁进行的战争？当然不是为了国民。战争，是为那些一小部分、通过战争获取巨大利益和名誉的人进行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恐怖集团还是宗教集团，在进行战争时都是如此。

相信反战是一种温和、不会带来危险的思想也许是错误的。即使不过激也会被视作过激，不仅是国家，媒体也好网络也好都会那么做。在随笔或者上电视时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贴上“危险”的标签，这种做法和霸凌的结构是一样的——以为只要将自己以外的人视作危险，自己就可以得到安全。但是这是幻想，因为不知道何时自己也会被别人以同样方式对待。

尽管确实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建设一个不会发生这种“大逆连锁”的社会。

（法政大学校长，研究方向为江户时代的文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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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的正面刻有内山愚童写的《平凡的自觉》中的一段话：

“所谓家庭、国家、世界者皆为个人之聚合，只要个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及帮扶弱者、关爱邻人之真心并付诸行动，所有人皆能过上圆满之团体生活。故此我等人类须始终发挥独立自治、相互扶助之精神，并向反对此种精神者作殊死斗争。”

尽管总是会说到历史，但是我并非将其从箱子中原封不动地取出，而是一直努力通过历史与当下活生生的时代及社会的对话，将话题引向现在。只有通过过去与现在持续不断的对话，过去已经固化的记忆才能被注入新的生机，产生新的发现，并告诉生活在现在的我们。这就是“记忆的再生”。

当天傍晚，运平的遗体被从东京监狱的不净门运出，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表示拒绝，于是三天后的27日，运平的遗体在落合火葬场被火化。其实在当时被判处死刑的人中间，还有一人希望将自己的遗体交付解剖，他就是第十一个被处死的古河力作。他的遗体和运平的遗体一起被运到了大学，但是也遭到了大学方面的拒绝。与力作同样出生于福井县若狭的水上勉在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中讽刺道：“这个国家说来有趣，学问不是折服于真理，而是折服于权力。”

在新宫南谷墓园显明的“表彰碑”旁边有一块说明牌，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其时宗门当局追随国家，对师长采取了令人遗憾之做法，且延续至今方才改变，对此宗门之罪责深感愧疚并衷心道歉。”看到这段话，我想到了显明的自我了断，我只是通过照片认识他的，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头稍微有点尖。位于北方尽头的秋田监狱，冰天雪地，连房子里面都挂着冰挂，就像警察所记录的那样，他在这里被逼入了自杀的绝境。我想，他的自杀，与其说是出自因不能假释出狱的绝望，不如说是因为被其一直相信的是“反战的宗教”、“平等的宗教”的教团所抛弃而悲伤、绝望所致；其自杀也包含着对大谷派本山的强烈抗议。泉惠机在“表彰碑”竖立时以淡淡的口吻所说的一句话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显明感觉是被大谷派杀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就不能仅仅“表彰”一下显明当时很优秀就结束，还应该查证和检讨当时教团随顺国家这一错误产生的过程，让内部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研究如何防止类似情况重复发生。其他教团也应该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给显明“平反”。

但同时觉得我们还应该看到，从百年之前到现在，国家为了整合和统治民众，肆意编造事实，以虚假的事实改变社会意识，而媒体则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两者间的这一结构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新宫町民的恐惧”——1911年1月24日发行的和歌山田边的地方报纸《牟娄新报》上刊载了以此为标题的报道。报道中写道：“大逆一案，新宫町竟有三名大罪人（大石诚之助、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彼等不畏至尊，乃本地之一大耻辱。19日，町公所之议员及区长等开会商定，于21日在新玉座召开町民大会，以表反省之诚意，届时新宫中学教师将就我国国体及历史发表演讲。”虽然并没有迹象表明“感到恐惧”的町民确实举行过集会，但是町内的气氛确实越来越凝重。据《新宫市史》记载，判决出来后，即在速玉神社（现在的熊野速玉大社）举行了町民大会，通过了《谨向宫内省呈送道歉信之决议》。在该地留存的小学的《沿革史》中，也介绍了当时官府和报纸传播“恐惧”气氛的情况。

（前略）此次阴谋大逆乃印刻于我国史之一大污点。吾等臣民深感恐惧，而彼等逆徒之凶恶实令人憎恨。……町民中竟有大石诚之助及承蒙上恩得以免死之峰尾节堂、高木显明之徒，本町之耻辱实无过于此者。奉职于本町小学者尤须觉悟今后自身之责任更加重大……

在“恐惧”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背景下，有一段关于出生于熊本的新美的访谈记录读来意味深长。新美的堂兄弟中名叫“三郎”的老三（一说是其弟弟胜三郎）去东京，从堺利彦的住处取回新美的骨灰，于1月29日抵达熊本。以下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到达熊本站时，大批人力车夫同盟会的人前来迎接。……大家流着眼泪在地上跪拜。还有人对着拿着白色木盒的父亲说：‘请上车吧。’父亲拒绝道：‘我不要车。’但是车夫们说：‘请不要客气，让我们送您吧。’硬是将他劝上了人力车，将他送回了位于（熊本市）新屋敷的家中。当然，车费啥的都没要。据说当时拉车的车夫是我父亲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名叫津留。”讲得非常具体。这是三郎的第三个儿子新美一喜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的。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人力车夫们对帮助他们建立人力车夫同盟会的新美的感恩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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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从日俄战争之前开始，那些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觉醒于社会主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一时间同情，甚或有时以革命为理想的人以及受牵连者，还有他们的遗属、家属以及周围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在该事件发生之后，都一直处于大范围的、长期肆虐、冰冻刺骨的凛冽寒风中，受尽磨难。无论是那些被处刑者的遗属和家属，还是那些虽被减为无期徒刑却死于狱中者的遗属和家属，以及那些得以活着出狱的人们，都受到警察不断的纠缠，其罪名就像被用黏着剂粘在了身上一样。有人在失意之中贫困交加而亡，诸多家属、朋友、恋人因此而离散。有的宗教团体站在国家一边，非但不向被强行连坐的本门僧侣伸出援手，反而抛弃他们，甚至到了战后仍然对他们所受到的冤屈置之不理。——序章

也许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在新制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当地老师们制作的一张《历史年表》上发现了森近运平因“大逆事件”被处死的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行，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逆事件”这四个字。当时我想，周围的人之所以对运平先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好像与这个令人恐惧的“大逆事件”有点关联。原来如此啊，我终于明白，荣子——那位“大妈”，就是运平先生的妹妹。我多少理解了，她说的“运平给国家杀了”应该就是指的这件事。——序章

虽然我是平四郎的外孙，但那时我对“大逆事件”的认识也很有限，也就像是教科书上的一页。不过听到母亲的大声喊叫，我意识到了母亲的心里充满了从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熬过来的辛酸。外祖父平四郎受不当事件牵连死去，我觉得，当时母亲的叫喊就像是外祖父在失去生命时的那一瞬间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声音。母亲经常说，我只要一看到‘平四郎’三字，一听到‘平四郎’的名字，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第三章 

尽管总是会说到历史，但是我并非将其从箱子中原封不动地取出，而是一直努力通过历史与当下活生生的时代及社会的对话，将话题引向现在。只有通过过去与现在持续不断的对话，过去已经固化的记忆才能被注入新的生机，产生新的发现，并告诉生活在现在的我们。这就是“记忆的再生”。——补记

“大逆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些人，带着对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将为自己澄清事实的期待，在愤怒和遗憾中被判死刑，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像本书中也已经写到的那样，他们所期待的未必是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他们身后的所有世代的人。只要持续关注“大逆事件”，就会发现它和误捕、误判这类普通的冤案性质不同，它是国家犯罪，在其背后摆放着的是天皇制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补记

“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即使当兵的人在这一场合下也会成为弃石。究竟是为谁进行的战争？当然不是为了国民。战争，是为那些一小部分、通过战争获取巨大利益和名誉的人进行的。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恐怖集团还是宗教集团，在进行战争时都是如此。——解说

媒体评论

司法机关不肯推翻判决，但我们必须以核实和继承准确史实为武器，将其传承下去。 作者怀着百年间将历史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写下了这本书，这种真诚的态度就是作者的担当。——保阪正康（非虚构作家）

要求重审一起 100 多年前的案件并非易事。 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有资格申请再审的人的家属仍然健在并愿意合作，这是最困难的。但对于这个近代史上国家犯罪的事件，依然需要在国家层面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和权利。——日本亚马逊读者

市民的尊严照亮了被国家权力覆盖的黑暗历史，读来令人热泪盈眶。——日本亚马逊读者

生动细腻的文笔与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的结合，一部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实作品。——日本亚马逊读者

前言

序章 1946年12月，或是1947年初，战争刚结束不久，学制将改未改之时，我还是一名旧制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位音乐老师，但其却在毕业前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全班同学写论文，题目自定，篇幅是四百字的文稿纸五十页。是毕业论文。让小学生写毕业论文说来也许有点奇怪，但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想就动手开始写了。

我向我的两个好朋友提议，三人一起写运平，即森近运平先生，因为我在翻阅父亲书架上的一本像是资料之类的书时，发现了运平先生的名字。那本书的名称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书的纸张已经变质，上面满是茶色的斑点。那本书上有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会选择运平先生呢？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是因为书上写着运平先生的家在田口地区，而我家的亲戚也住在那里，感觉比较近吧。当时母亲提醒我，最好不要去调查这个人，但是运平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心中的疑问却与日俱增。

我们向町里的各种人打听“运平先生是怎样的人？”，尤其是老人，我们都问到了，但是谁都不告诉我们。不知为什么，一提到运平先生大家都不吭声了。甚至还有人用凶兮兮的口气问我们：“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打听那些事？”也有人告诉我们，就算是知道，谁也不会说的，即使去森近先生的家，也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这些话让我们感到吃惊，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于是对运平先生的兴趣也变得越来越浓厚了。我想当时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小孩子的好奇心吧。

一起写毕业论文的小朋友中，有一个就住在运平先生出生的老宅附近，过去我们就经常一起去那里玩，还在老宅院子前面玩过穿绳游戏，帮在那里洗红薯、白萝卜上面的泥巴的“大妈”干过活。记得“大妈”还请我们吃过蒸红薯，说：“你们几个真要好啊，吃吧吃吧。”于是，我们决定去向运平先生家的“大妈”打听。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冬日和煦的阳光下，街上暖洋洋的。在首都圈私营铁路沿线一座小车站附近的地下咖啡馆里，聚集着许多年轻的恋人和带着家人的顾客，环境有点嘈杂。我坐在今川德子这位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将森近运平写入毕业论文中的女性史研究者面前，听她讲述。近代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开始向着殖民地帝国暴走。同期，1910年到1911年，发生了“大逆事件”，出生于冈山县高屋村（当时）的森近运平在该事件中被处死。随着她的讲述，周围像是一下子变得安静了，在我的面前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群1935年出生、受过“天皇乃神之后裔”这一皇国史观教育的12岁的少女，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写下了一篇毕业论文，这篇毕业论文的主人公就是被强行牵连进明治“大逆事件”的森近运平，而该事件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大的国家犯罪。

在该事件中，以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传次郎（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运平等十二人，就分别于1月24日、25日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虽经天皇“恩命”被减为无期徒刑，但是判决本身并没有得到纠正。因为规定“大逆罪”一审即终审，所以在法律程序上没有补救的余地。

战后有关这一事件的诸多研究清楚地显示，该事件是当时的政府为彻底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铲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直到战败前为止，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当局通过将遭受连坐者交付法庭、给被盖上谋害天皇的“逆徒、国贼”这一烙印，以及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处刑，造成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害怕，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事件。虽然森鸥外、平出修、石川啄木、与谢野宽（铁干）、佐藤春夫、冲野岩三郎、永井荷风等人在小说、诗歌或随笔等作品中对此事件有所涉及，但是这些都是在言论自由受压制时期写的作品，当时的小学生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即便有机会看到，对于这些十岁左右的少女而言，要读懂这些作品也是困难的。

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宣言，否定了自身的“神性”；根据同年11月公布并沿用至今的宪法，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人神天皇”变成了象征天皇；但是社会上对天皇的观念以及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并未仅仅因为这些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原来的《刑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者处以死刑”，在明治“大逆事件”中，这一罪名夺去了十二人的生命、并将另外十二人长期关押在狱中。虽然在今川她们想要调查运平的1947年年初，“大逆罪”已经因为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 下达的取消令而奄奄一息，但毕竟还苟延残喘地存在着；1908年起施行的《刑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六条“对于皇室的犯罪”这一罪名在当时仍然有效，这些条款直到1947年10月才被废除。在此之前适用“大逆罪”罪名的事件，明治末年导致秋水等人被处死的事件是第一件，之后还有三件。一是1923年12月27日的“虎之门事件”，当时难波大助用一把长柄枪向正要去参加议会开幕式的摄政宫（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射击。1924年11月13日，难波被判死刑，两天之后就被处死。接着是“朴烈、金子文子事件”。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不久，1923年9月3日，因为其他事项受到检控的两人被诬陷企图在皇太子举办婚礼时投掷炸弹。一切都像计划好的那样，1925年7月17日，两人以大逆罪、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遭到起诉，大审院于1926年3月25日判处两人死刑，后由检察总长出面减为无期徒刑。金子于同年7月23日在栃木县监狱上吊死亡，朴烈则在狱中活了下来，于战后1945年10月27日出狱。第三件是“樱田门事件”。1932年1月8日，在樱田门外警视厅的正门附近，李奉昌向昭和天皇乘坐的马车投掷手榴弹。9月30日，李奉昌被判处死刑，10月10日被处死。

有关秋水等人被处死刑的“大逆事件”的最初记录等，是到了战后，经由《幸德一派大逆事件始末》（1946年底）一书才为普通公众所看到，该书的编者宫武外骨是一名记者，性格有点古怪却具有叛逆精神。

《世界评论》杂志从1947年11月号开始连载神崎清写的《革命传说》，作者通过深入发掘被隐藏的资料以及仔细采访当时还活着的事件相关者等，详细地揭露了事件的真相。该连载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另一位是住井末，她从1958年开始写作长篇巨著《没有桥的河流》（共七部），该书以作者读小学时所听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为起点，但写作时距离战败已有十多年。

石川啄木早就看出“大逆事件”的本质在于思想镇压，当时他就写了与该事件相关的报道，他整理的收录有判决书全文等资料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以及收录有秋水给三位辩护人的“陈辩书”等资料的《狱中来信》（其中还附有他自己写的非常重要的“编者注”），于1951年公之于众。1957年7月，人们又发现了他当时写的评论《所谓这次的事情》，在这篇评论中他指出不可能靠权力压制思想。

我一边听今川讲述她的“毕业论文”的故事，脑子里一边转着这样那样的事，尽管当时今川这些孩子们知道有运平这个人，但是对她们而言，“大逆事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在国民学校读书的少女们连该事件的名称都没有听到过。正因为如此，今川她们陷入了未曾料到的、宛如不知八幡森 似的迷宫。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四周的树木和泥土像是被冻住了一般，悄无声息。孩子们来到了位于山沟里的高屋町田口村，访问了住在那里的“大妈”。

院子前面有一口井，井边有一只吊桶，孩子们突然问在院子里的“大妈”：“运平先生是怎样的人啊？”

没有想到这些经常来玩的熟悉的孩子会问起运平的事情，大妈的眼神像是有点吃惊，她停了一会儿没有回答。突然，“大妈”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大妈”怎么哭了？孩子们完全不知道“大妈”为什么而哭。看着吃惊的孩子们，“大妈”顾不上擦去眼泪，连忙对她们说道：“你们还小，我说了你们也不懂。”

“大妈”的眼泪，和町里的人们的那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沉默加在一起，使得今川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疑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们急切地想弄明白。

过了一会儿，“大妈”喃喃地说了一句：“运平啊，他被国家杀死了。”

“被国家杀死了！”孩子们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回事？

“大妈”摇着头，像是在对孩子们说，“我无法给你们讲清楚”。孩子们无法知道当时“大妈”在想什么，但是她确实说了：“运平被国家杀死了。”

当时我们并不能理解“大妈”的眼泪和“被国家杀死了”这一不寻常的话语的含义，也完全没有看到在其背后深不见底的黑洞。

此后，为了写毕业论文，我们三个女生又分别向町里的其他人反复打听运平是什么人，以至于后来别人一看到我们就说“又来了”，都要躲避我们了。有一次，一家卖豆腐的老铺的掌柜对我们说，你们还是适可而止，不要再问了吧，但是我们坚定地回答道，我们要写毕业论文，必须进行调查。我们到处搜寻有关运平先生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纸片。有人告诉我们，过去有他留下的东西，但是在战争时期，因为物资匮乏，被当作点火材料烧掉了。听到这个回答我们非常失望。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去和班主任老师商量。他听了我们的讲述，皱起眉头对我们说，原来你们在写这么难写的题目啊。但是他没有教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也没有说你们放弃吧。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写运平先生。我们跑东跑西，到处打听，但面对遍布全町的沉默还是找不到办法，最后没办法，写了五十页的毕业论文。文章是我汇总的，只是记录了我们四处寻访的过程以及一肚子的疑问，根本不成其为“论”。也因为如此，我记得文章的标题也定为《你知道这个人吗？》。我那时不知道町里的人为何沉默不语，但是“大妈”眼中掉下来的滴滴泪珠以及她的“运平被国家杀死了”的喃喃自语却留在了我的心中。

您想看我们写的“毕业论文”吗？非常遗憾，已经没有了。其实我自己也想看一下。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去过学校，想让老师把毕业论文还给我们，但是老师说已经处理掉了……

“毕业论文”完成了，今川上了初中，但是她的心中充满疑问，就像是夜间被掉在了路边的迷路的孩子。

也许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在新制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当地老师们制作的一张《历史年表》上发现了森近运平因“大逆事件”被处死的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行，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逆事件”这四个字。当时我想，周围的人之所以对运平先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好像与这个令人恐惧的“大逆事件”有点关联。原来如此啊，我终于明白，荣子——那位“大妈”，就是运平先生的妹妹。我多少理解了，她说的“运平给国家杀了”应该就是指的这件事。

今川真正关注“大逆事件”是在1949年前后，那时，天皇从现人神摇身一变，换上了象征天皇的衣装，规避了来自盟国等的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带着推销“国民天皇”的不可告人的企图巡幸全国，并且在各地大受欢迎。

既然如此，“大逆事件”算是怎么回事呢？看到这幅景象，当时今川的心头又涌现出了新的疑问。她决心以森近运平的事为线索一探究竟，于是就和当初一起写“毕业论文”的朋友们一起去探访了运平的墓。当她们拨开密密麻麻、长得比大人的身高还高的杂草踏进森近家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有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墓，墓碑上分别刻着逝者的姓名和戒名等，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刻有运平名字的墓。在墓地的右边深处有几块小小的天然的石头，但是看上去不像是墓。

“为什么没有运平先生的墓？”

今川她们问荣子。

“他的墓不让建。”荣子伤心地答道。啊，是那么一回事啊。大概是因为“大逆”吧，此时今川觉得自己像是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大逆”就不能建墓呢？她还是觉得难以理解，今川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书籍介绍

★ 聚焦日本近代最大思想恐怖事件

★ 打破百年沉寂 照亮湮没于历史的黑暗篇章

★ 第五十九届日本散文家俱乐部奖获奖作品

以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等十二人就分别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被减为无期徒刑。史称“大逆事件”。战后研究表明，这是一起以构陷的罪名将个人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犯罪加以审判，扼杀心灵自由的国家犯罪事件。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左右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和周边之旅的。那些被强行连坐的人，虽然各自程度和想法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当时社会中的少数派。他们反对战争，主张不剥削他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宗教人士关心遭受歧视者，思索如何才能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以及如何处理国家、天皇和个人的关系等这些每一个活着的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烦恼、冲突之中，时而又有些性急的人。他们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下发现的这些问题，既是当时文学和思想的题目，也是当时媒体的课题，同时也是当今的问题。

所谓家庭、国家、世界者皆为个人之聚合，只要个人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及帮扶弱者、关爱邻人之真心并付诸行动，所有人皆能过上圆满之团体生活。故此我等人类须始终发挥独立自治、相互扶助之精神，并向反对此种精神者作殊死斗争。

——内山愚童（曹洞宗僧侣、“大逆事件”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