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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前言 十年以来

第一章 大倒退

第二章 从宣传到语言

第三章 从法团主义到民主政体

第四章 从管理者和投机商到增长

第五章 从意识形态到均衡状态

致谢

注释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

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公民协会（the 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72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博士，2009—2015年担任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主席。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出版作品覆盖小说、政治、哲学等领域，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另著有《全球化崩溃》《均衡论》《天堂食客》等十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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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比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

     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寻找真相却仅期望找到真相碎片的问题――将历经百年而始终清晰明确，令人无从回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于1159年提出了这个有关自我认知的问题。正如你将会看到的，我在本书中将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是对他的问题的扩充。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远非第一个将“值得经历的一生”置于自我认知的中心位置的人。自我认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自我认知，值得经历的一生，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文明社会。这一描述人类实验中好看好和最有趣的事物的术语清单可以非常长。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仅不是第一位，而且12世纪的他被一群规模大得令人惊讶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包围，他们遍布欧洲各地――其中许多人是僧侣或教师――他们忙于重新发现个体的概念，甚至首次探寻假如他(以及后来的她)愿意的话，现代西方个体有可能变成什么样。

     无论当时还是在那之前，在所有这类质问中，没有一处属于被视为私利之单一、流动的核心的个体。作为当今之主宰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的一种狭隘而肤浅的变形。这是一种对术语的劫持――既然个人主义是个核心术语一而且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劫持。

     我将要在这五章之中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描述那一劫持。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对一个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勾勒：一种此时此刻正牢牢掌握在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法团主义――手中的文明。对法团主义的接纳使得我们否定并破坏了作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失衡，它导致我们崇拜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法团主义是种声称理性是其核心品质的意识形态。它对个体的总体影响是，使其在重要的领域中被动和顺从，以及在不重要的领域中不顺从。

     鉴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赋予友情和社区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他不会提出关于社会之整体的相同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它是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个体是其顶梁柱。

     有什么比一种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文明更为人所不齿？

     我要说得更准确些。我们的所有大学都在教导的，我们的智囊团不厌其烦地解释的，责任在肩的人在公共论坛上令人倒胃口地一再重复的是：民主诞生于经济学，尤其是一种被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经济现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现代个人主义也是工业革命的产儿。(这些声音中的一些不那么断然地肤浅的声音把某些功劳归于宗教改革，这只是使它们稍微没有那么不准确。)

     20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公认之见的关键是，我们长达2500年的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显然是经济学，其他的一切都从那一核心流动开去，并且仍在继续流动。因此我们必须像对待市场秩序那样，忽上忽下地对待我们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市场无论如何也会那么做的。 这整个理论的专享问题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许多内容都在雅典找到了其生命之源，而这个时间要早于工业革命。两者都成长缓慢，且起伏不定，经过了一系列的关键步骤，直到12世纪，其步伐才得以加速。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所有重要特性，都要先于我们这一世纪的关键的经济事件。更有甚者，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大多数经济事件成为可能，而非相反。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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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问题是，它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小型法团主义的——即管理人员的——市场文明。几乎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鼓励个人主义，却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工资水平。

在一个专制政府中，富人可以随随便便地密谋反对（中产阶级），将整个税务负担都扔到他们身上。

管理者一直在将其企业的大量收入浪费在不可能带来增长的并购、收购、将公共设施私有化这类事情上，更别说把它们浪费在他们的摩天大楼和高额薪水之上了。

等到你或我实现稳定的均衡状态的那一天，我们周围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将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要么，我们死了，要么，我们滑入了可被临床诊断为幻觉的状态。而生活在幻觉中，就是生活在意识形态带来的舒适感中。

左派和右派的知识立场是相似的，因而两者的基础都是自我专注或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概念。

至于右派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版本，它要么是天真幼稚的产物，要么是犬儒主义的产物。右派的说辞是什么？他们说，个人主义要求个体公民放弃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权利，从而通过他们自己制造的公共机制，将自身的力量与其他公民汇集在一起。

当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整体的产物。

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

谁能比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

当今之主宰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的一种狭隘而肤浅的变形。

对法团主义的接纳使得我们否定并破坏了作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失衡，它导致我们崇拜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

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 本书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政治哲学家，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

◆ 《无意识的文明》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书中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剖析在西方主流媒体引起激烈讨论。

前言

前言 十年以来

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始终难以被评判。在撰写这些“梅西讲座”的讲稿时，我深信它们会引起震惊。毕竟，我是在以一种公众相当不熟悉的方式描绘西方的这一状态。我认为，尽管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赫然在目，但法团主义一直风头不减，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还在继续。为什么这会令人震惊？因为法团主义不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法团主义藏身于统一着装、军事野心、独裁领袖和种族主义之下。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它理应于1945年与上述两个政权一起灰飞烟灭。

可以肯定，人们对这些演讲的反应显然是前所未见的。但这种反应不是震惊。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是承认。仿佛公众—不只是在加拿大，而且在许多其他民主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该论点，仅仅是在等待有人将它开列出来。我猜想，这正是一位作家所要提供的东西。一种识别服务，一面镜子。

现实是存在的。人类需要一面镜子以清楚地鉴别它。

在表面上，承认这一局面是相对困难的，因为我的写作是在大多数被委以重任的精英都自信满满的时期进行的。这些精英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专家解决之道的常规断言似乎相当不容置疑。人们对他们的功利态度抱有一种平静的肯定。

十年后，这种局面改变了吗？我可以想出两种可能的答案。

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的新信号，其参与类型可以赋予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以真实的生命，从而破坏法团主义。这是个让人们感到乐观的好理由。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法团主义本身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强大。

※ ※ ※

我应当纠正我的论点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或是把它说得更准确一些。十年前，在涉及法团主义时，与我们社会对其的普遍承认相伴随的是一些误解。许多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团主义—我正在谈论的这一种—仅涉及私有部门法人团体之权力。这并不令人吃惊。法团主义这一思想要么被忽视了50年，要么已经被降为政府、行业和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的谈判中的一个三角概念。

事实上，作为更广义的哲学概念的法团主义—作为文明的一种可替代模式的哲学概念—已经被人遗忘。我们的社会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简单直接地表述为种族主义和军事上的可憎之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年来都倾向于清除民粹主义与法团主义的结合，因为正是这种结合使它们走向了权力，并将它们留在了权力的宝座上。我们清除了它们诱人的承诺，即赋予我们的民主政体以一个现代、高效、复杂巧妙、强调技术专家治国的替代品。可是，这正是听众和读者在《无意识的文明》（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中本能地意识到的模式。它是一种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学习过的模式，但大多数人都正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验着它的元素。

他们—我们—正在经历些什么？显然，我当时不曾认为，现在也不认为，我们正不可避免地回归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像我们初次经历它时那样。可是，我们四周充斥着迅速增长的种族主义的信号，这其中包括反犹主义的重新抬头，以及一种强大到夺走了许多日常民主生活之勇气的法团主义。近至1996年，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一个致力于适当的常识的人—警告说，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卷土重来。我们所知道的是，法团主义，连同附着在它身上的种种问题，正在我们的社会中越嵌越深，破坏着社会的人性基础。

※ ※ ※

那种法团主义如何证明自身？

它鼓励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社会。一个管理重于领导的社会。一个私利得到奖赏而伦理道德被边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成了一个狭隘的线性过程的组成部分，有违更广泛、更包容乃至横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智库—从大学到专家的世界—之三棱镜日益造就了我们社会内部的一种机能不良的知识和政治过程。我们不能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在智库间进行沟通。在一个淹没在沟通方式中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法沟通。部分的总和要小于我们所认为的总体。

足以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沟通上的无能却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假设：法团主义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必须借之以运行的方式。我们认为，人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事情就一定是必然之事。专业化和职业化被说成是负责任的决策声音，因为它们似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声音。同样，它们代表了对公民智慧和公民在设定社会方向中的作用这两者的指责。

个体公民还剩下什么可担当的角色？执拗的沉默和悲观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简明扼要地说，当今日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政体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与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于是，他的参与受到一种新型的阶层体系的。因为在所有的阶层体系中，关于你的位置的定义会自动缩窄你的责任。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被劝说放弃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种令人快慰的免责。投身其中的公民要冒当众受辱的风险，要有一副厚脸皮，必须倾听别人的长篇大论，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的信念和事业迎合他人的信念和事业。这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公民参与会吞食你的时间。至于忠诚的法团主义者，他们则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留给工作、家庭和休闲活动。时常被误会为个人主义的自我放任是对那些放弃公民参与的人的奖赏。在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地方，我们被鼓励去接受法团主义所带来的较少麻烦的报偿。这是消费社会的嗜好，在这个社会中，对团体的忠诚得到激赏，而大声发表意见则是种使自己边缘化的方式。

我在讲稿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的社会中，民主政体是其软装饰。直至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正式结构似乎已渐渐丢失越来越多的公民认同。我们从普遍而持续的投票率缩水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的。我相信情况将会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类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组织）的人也致力于寻求正式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对于染指各种事实上的权力杠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权力杠杆可以使你参与到对世界的改变中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我时常所说的虚伪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是虚伪的？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一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之中，以致少有人将之鉴定为一种深刻的反民主运动。“虚伪的”这个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为什么说民粹主义的复兴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因相同。这种民粹主义涉及对权力的持续愤怒。这里的权力是我们无法将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来越被异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可发挥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的人。在不发怒时，这种人显得麻木不仁。陷于异化逻辑中的个体可能既是法团主义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其特殊团体忠诚不渝，同时又对整体结构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当代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高级主管、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或传统的被异化的蓝领工人。事实上，当代被异化的民粹主义者既有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也有可能属于社会中最穷困或受教育程度大力度优惠的那部分人。

这种双重的人格体系所带来的安慰使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看作民主政体的潜在敌人。法团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个由勤勤恳恳的职业无意识构成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层面。

不过，参与类似的公共运动—主要是非政府组织—的40岁以下的人的惊人数量是种信号，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法团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争辩说，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组织本身并未摆脱法团主义的诱惑。更多的情况是，它们被建构为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影子。这是它们的弱点。

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优势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脱离其在法团主义结构之外的相对疏离的位置，进入主流的、民主的公众生活。他们可以将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思考一并带进来。这是我们的民主复兴的优选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与深深破坏了由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构成之现实的法团主义体系进行对峙的优选希望所在。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2005年3月17日

书籍介绍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全方位勾勒落入法团主义之手的文明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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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 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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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对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法团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控诉……他的博学且深刻的分析同时挑战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因为他对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出版人周刊》

自我认知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目标，但需要被认知的自我总是在各种层面被理解为共同体的基础。索尔认为，随着贫富差距扩大，自我认知逐渐变成了自私自利。索尔是历史学家、惊悚小说家和成功的商人，在他的历史学著作《伏尔泰的私生子：西方的理性独裁》（Voltaire's Bastards）中，他抨击了一味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在本书中，这种理性再次遭到他的谴责，一起被抨击的还有被动性、对语言的漠视，以及对一种不可能的"确定性"的求索。我们所失去的，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它内部应该有一架怀疑主义的天秤，其上放着常识、道德、想象、直觉、历史和理性。

——《图书馆杂志》

索尔令人着迷地阐述了民主近来的悲哀，尤其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这本令人兴奋的、发散性的小书中包含许多引人注目的——同时也令人不安的——观念。

——《书单》

读者必须经历一些非传统的概念化和令人吃惊的声明，以瞥见本书中的突破性见解。

——《柯克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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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 本书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政治哲学家，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

◆ 《无意识的文明》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书中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剖析在西方主流媒体引起激烈讨论。